新春走基层·温暖的力量丨石家庄：“细胞工厂”生产忙

事实上，中国人的这种现代性诉求在明清时期就体现出来，当然，近代之后更为凸显，例如维新派谭嗣同号召国民冲决君主之网罗。

例如，正如宋书所说，作为一种现代性质的法哲学，欧洲古典自然主义法学派的强势影响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古典法哲学的特征，它在实体内容上的现代性使人们忽略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仍然保留着‘天赋等信仰或形而上学的形式[12]。此书涉及三个问题：个人主义是否拒斥形而上学？阳明心学是否可以被定性为道德个人主义？现代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是否只是思想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事实上，现代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基础。

这种可能性之敞开，关键在于其心学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间的某种紧张：一方面是良知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性。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有的儒学史叙述中，却看不到这种市民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现代性观念的踪影，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我很赞同宋书的一个观点：不能再将天道讲成那样一种古典的形而上学，因为那种形而上学当它转化为一种对公共生活进行整体整合的制度现实时，它只能要求世界统一在一个‘正确秩序之下，这个秩序可以叫真理、正义、天道、上帝、绝对精神等，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也在其中，它不过是比宗教迷信更具有理性形式的一种人的意识的异化和绝对化。宋书认为：法哲学的变化有思想自身逻辑的作用。然而这取决于如何理解道德。

宋书所谓礼法学或法哲学，其实质是政治哲学。[⑤] 宋大琦：《明儒礼法学的心性论基础及其现代启示》，自序，第6页。本书中也进一步延续了我和顾如以及其他几位墨者在前年3月份与大陆新儒家论战的一些探讨。

这种训诂方法，构成了一个网络化的论证系统。本书煌煌一千多页，限于篇幅和题材，很多有关政治时局、文化思潮、社会运动的文章，如从墨学教义出发，对同性恋、堕胎、新加坡模式、中国崛起、川普现象、中东乱局等所做的墨学之维的探讨，都没有收入。因为当前所谓互补，更多是强调墨家有以补足儒家，或曰墨家为儒家支流，显见此间关系的不对等。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共产党人的起家从反儒、反传统开始。

充满侵略性、攻击性的文化软实力输出并无必要，封闭式的、自大狂式的中国中心论也不足取。之后，由我主编的墨教文丛第一辑《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深度还原了这场火花四溅的儒墨论战，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的极大震撼，有力推动了内地以及台港澳、海外的墨学复兴运动。

非儒意在矫正清末民初以来学者以儒解墨的思想惯性，立墨则在建构一套能回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墨家学说，道并行而不悖也。谈起国学复兴，只有孔孟之道，不见百家争鸣。清末民初，经学瓦解，子学复兴，墨学复兴就是在大时代背景下被开启出来。顾如在《非儒——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中提及新时代的儒墨关系时说，墨学归真在非儒，墨学复兴在立墨。

墨家古学通过活化，得以介入中国现代性秩序，顾如该书在中国墨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将在这一点上得到最终的判定。由是，虽为思想上的论敌，我大体赞成大陆新儒家秋风先生的一个论断：某些自由主义者、港台新儒家或者左派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当然也包括儒学、墨学在内），到达令人发指的地步。孙、胡、梁等学人在经义诠释上的出偏和训诂考证上的不足，究其原因盖出于儒家式思维的窜入。辩论基于训诂，始有根基。

49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这段时间，则是斯大林历史五阶段论等马列教条主义史观对墨学研究的干扰，如为了迎合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将墨家和儒家之间的学派之争解释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儒生希望通过谨严的训诂考证来还原古圣先王遗传经典的微言大义，以解决义理上的争端。

2015年11月，由我作为学术召集人的普世价值再思国际研讨会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召开。当下中国思想界已成各派人士的斗兽场，诸家热衷于赌博国运，争先恐后做出种种先知式的预言，有通三统、全盘西化、基督教宪政、文明季候论、毛鞋邓路等粉墨登场，很多理论在逻辑上都不自洽，终究解释力不足。

而今观之，主要还是在于把墨子学说当作孔孟之道的替代物，而非一具有独立学术身位的、独特学派特点的思想学派。顾如等当代新墨家，并非提倡中国文化墨家主干说，而是在当前人们普遍以为儒家儒学为中国传统文化唯一正统代表的观念之下，通过还原墨家真精神，来洗刷因儒家言说传统的偏见（如孟荀辟杨墨的遗传）所造成的对墨子学说的千年泼污。此阶段的墨学复兴，失之于缺乏文化自信。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墨——墨子经义解诂》不但是我注六经、抉微大义的墨家经学，还是一部取材广泛、资料详实的墨学训诂书。会议邀请了自由主义、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新墨家、左派等学者，就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在当前中国的思路取径进行探讨，其中当然也涉及了儒墨关系、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之争等国学界热门话题。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儒墨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儒学势大就曲意逢迎，企图搭上儒学复兴的快车道。

辩论始于义理，难免无章可循。集大成者为清末大儒孙诒让。

该书行文充满战斗性，开创了自墨子之后的、独属于墨家学派的护教文体，亦为墨家取回自身学派的发言权、话语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此阶段的墨学复兴，则在局部上难免堕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这个情况很像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批去国怀乡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仍保持着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旺盛的学术激情，但对当下中国现状和未来中国发展的判断， 常与国情南辕北辙。他们的墨学复兴工作，并未完成新经世之学的使命。

然而也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倾向，使得此一方面的墨学复兴，存在粗疏比对、牵强附会的问题就近代中国墨学研究的谱系而言，既可将之归位于传统治墨理路的基础性、还原性的工作，又可目之为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自觉以中国墨学对话普世诸宗教文明的思想实验。训诂如果不能结合全文义理给予融贯，也很难掌握《墨子》单个字词释义的原始义和扩展义。事实上要还原一个整全的墨学之维，本就应该解诂并行，同时用力。

（作者黄蕉风为香港墨教协会主席） 进入专题： 墨学 。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墨——墨子经义解诂》不但是我注六经、抉微大义的墨家经学，还是一部取材广泛、资料详实的墨学训诂书。

客观而言，大陆新儒家虽有种种问题，但其问题意识是清晰的，即中国文化如何在挺立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更新转进，从而参与到现代性秩序的进程当中。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以儒墨共生而非儒墨互补来定位儒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

殊不知墨子也曾称于孔子，也言孔儒有可取的地方，所谓是亦当而不易也。顾如的《立墨——墨子经义解诂》充分昭彰了墨家学派的声音，提供了诸多墨学中可资调用来介入当下社会、介入意识形态场域的思想资源，且其所述句句皆有《墨子》文句训诂的支撑，实可称为用墨学来说话的实战手册书。

儒学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推崇，渐有意识形态上的独尊之势。49年以前，也就是共和国纪元以前的墨学复兴，是学者一旦离开对西学或者基督教的援引，似乎就无法向五四自由派和新文化运动健将申明墨学在彼时仍有价值，有以对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贡献在哪里。全书内容处处相互论证，圆转无碍。或如港台新儒家大师牟宗三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所说的那样，仅以墨学中肤浅有限的光学、逻辑学、力学、机械学等科学元素，来拼贴、来对接、来比附工业革命发展成熟的西方文明及其精神、物质遗产，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组合创新，绝非严谨审慎的墨学学术研究。

我盼望着未来，有越来越多像顾如这样的墨者，积极从事跨界跨领域的哲思，养成兼容开放的文明对话心态，把墨家兼爱非攻的福音传到地极，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只有训诂定了，经义才能发明。

墨家古学通过活化，得以介入中国现代性秩序，顾如该书在中国墨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将在这一点上得到最终的判定。常规而言，理解近代墨学复兴有两条路径。

对具体字形字义的训诂考证，历代学者各擅其长，所得之结论，或为万古不刊之论，或历时不到一代就贻笑大方之家。文革中掀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批孔运动，墨家、法家在其中承担的是造反派的地位，是来打倒孔老二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